三年前,我載著一個念電影的女孩子,她很嬌小,大了我十一歲。那時剛好是拍戲前一天,前置作業大致告一段落。
十一點多的台南,她在我後面,用種像是終於從山洞走出來的鬆弛,開開心心講著之後她要搬來台南,講著劇組中的誰真的很好很貼心。
她是製片,沒有經驗卻很努力,但目標其實是錄音。總之,她開始說話,像是要把好幾禮拜的分量,攤開來,過了今天便會堆進倉庫深處那樣源源不絕,捨不得什麼似的。
她說她身邊的人,有的改做別的什麼,有的結婚去了,有的則失去音訊,她很認真說著這些,我不知道說話時的她是什麼神情,但語氣聽起來是這樣的。
雖然我嗯嗯啊啊地表示有聽見地答腔,但卻其實有種,說不上來的困惑。
她那惋惜似的驕傲,大概就是使我困惑的主因。
我還是沒看見她那時的神情,也沒有再去想像,但可以感覺到的,是當時她的聲音,突然變得厚實起來,那是一種,對著全台南逐漸無燈的黑夜天空,宣誓什麼的微小身影,正毫無重量地,壓在我的後方。
她問不到二十的我我想幹嘛。我很習慣對認識沒有太久的朋友不說重點,但她卻同樣認真地回應了我。直到現在,我才知道那不是客套。
開始想試著寫些什麼,不,更洽當的來說該是,試著紀錄下什麼,是在認識那個──來片場的朋友都會耳提面命,提醒幫忙注意她身體狀況的女孩,大概是那之後的事了。
剛認識的幾個月來,總是帶著笑容的她平易近人。後來她再也不了,應該說,在她住到我家樓上之後,再也沒有見到她有表情。
我不知哪時,才能再次聽見,收工後的失落語氣。是我疏遠了她,是我離開那個惋惜,那份驕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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